徐景贤：我所接触的王洪文
我所邂逅的王洪文，在对他人批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之际，却对其个人志向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。
毛泽东与徐景贤
在此，我想首先提及我所结识的王洪文。我们的相识始于那段充满动荡的上海文革时期，具体的时间节点定格在1966年12月18日。初见王洪文，他的形象便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，那是一个退伍军人的风采。他钟爱身着军装，彼时正值严冬，他身上的棉质绿军装虽经岁月磨损，却已泛起了白霜，头戴一顶边缘翻卷的海虎绒帽子，胸前别着一枚毛泽东的像章。
他口音纯正，带着浓厚的东北腔调，尽管上海话的运用略显生疏，偶尔能夹杂几句，但日常交流仍以东北话为主，那独特的鼻音更是为他的言谈增色不少。他自称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土生土长之人，生于1935年，比我小两岁。他的童年充满了艰辛，家中既要耕作田地，又要饲养牲畜，东北的猪群需要放养，需得人力驱赶；马儿亦是如此，需要人力的引导。他的小学教育并未完整，因此文化程度并不算高。
自幼年起，王洪文便在吉林这片土地上四处游荡。他曾回忆说，在解放前夕的东北，常常目睹那些被称为“老毛子”的人——那是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——他们来到饺子摊前，因无处可放饺子，便摘下帽子，恳请店家将饺子倒入其中。我们只能默默在一旁旁观。1951年4月，十六岁的王洪文踏足东北，投身军旅生涯。他时常表示，他与众人，特别是与您老徐，并非同一条道路上的人。
那日，他醉意朦胧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声音中带着一丝哽咽：“老徐啊，你可能未曾察觉，但在我内心深处，始终存在一种难以言说的隔阂。我曾以放猪为生，也曾牧牛度日，而你，却是一位知识分子。”他的话语，宛如酒后的真言，透露出他内心深处那份难以掩饰的自我认知，他总觉得我们并非走在同一条道路上。
王洪文自入伍以来，便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担任通讯员。由此，他与时任军长、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尤太忠对他总是以“小王”亲切地称呼。在随军奔赴朝鲜参与抗美援朝的征程中，他最初担任警卫员，随后又转任通讯员。王洪文勇猛过人，他曾自豪地回忆，在执行通讯员任务时，他时常需要在炮火纷飞的前线穿梭送信。即便身心疲惫，他仍机智地利用两名牺牲战士的遗体作为垫背，稍作休息，恢复体力后，再继续前行。
在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中，他勇立战功，按理说应当得到晋升的机会，但遗憾的是，在沙场上他并未得到提升。回到国内后，部队成立了军乐队，他毫不犹豫地递交了加入的申请，并如愿以偿。我出于好奇，询问他将担任什么角色，他微笑着回答，自己将吹奏黑管。尽管我翻阅了王洪文的所有传记，却始终未能找到这一细节。我进而询问他吹黑管的技术水平，他坦诚地说自己对乐谱并不熟悉，只是随心所欲地吹奏。此外，他还提及在部队期间，自己常常随意抛掷船帽，一副懒散的形象。
在军乐队中，他荣膺副排级荣誉，不久后便从担任黑管演奏者的军旅生涯中悄然退役。服役期间，他光荣地成为党组织的一员。鉴于晋升空间有限，他决定复员，随后投身于国棉十七厂，成为一名维护保全工。他告诉我，当时的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“小加油”，这源于他们的职责是在每一台纺车上进行润滑作业。
每逢重返工厂，我总会购置六瓶啤酒，左右腋下各紧夹两瓶，手中再握两瓶。随后，我登上从外滩驶出的六路有轨电车，一边沉浸在乘坐的乐趣之中，一边畅快地品味着啤酒。电车“哐当哐当”地穿梭至杨树浦，六瓶啤酒亦随之尽兴而尽。他的这一饮酒习性，似乎与日后所面临的酗酒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昔日，一名青年工人在工厂宿舍中度过他的日夜。每当周末来临，他的生活总是显得单调而乏味。王洪文在工厂的收入始终偏低，直到他调任保卫科后，薪资才有所增加。即便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中，他的月收入也仅有区区六十八元。他开销颇大，既无积蓄，亦无房产，因此在寻觅伴侣的道路上显得尤为艰辛。
临近1950年代尾声，王洪文与崔根娣相遇。崔根娣在上棉十七厂的托儿所担任保育员，尽管只是临时工，但她的家庭条件与王洪文相比，却显得相当优越。自小，她便被一对仁慈的老工人夫妇收养，他们居住在定海路桥附近一间面积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里。王洪文对崔根娣的条件感到十分满意，在追求并成功赢得她的芳心之后，两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婚后，他们共同养育了一女两子。
文革爆发之际，王洪文在工厂中张贴了针对四清工作队及党委的大字报，迅速崭露头角，成为上海地区早期造反派中的佼佼者。在与他的交往过程中，我发现他一面激烈抨击他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，一面却又对这些事物抱有极大的渴望。起初，他身着破旧的棉军装，但一旦掌握了权力，便开始讲究排场，频繁更换崭新的军装，这些军装均系从军队中索得。他甚至向部队索取了牛皮皮鞋和大衣，并特意挑选那些口袋带有盖子、显赫干部身份的长大衣，披挂身上。
最初，他寄居于康平路的公寓小区，这里共有三幢四层高的公寓楼，每层均分配了两套住宅，一套用作办公，另一套则用作居住。他所居住的这套公寓，内部配置了两间卧室和两个客厅，曾是市委常委的居所。
搬入公寓之后，王洪文的视线所及之处，便是一排风格典雅的二层花园洋房，它们映入眼帘，宛如一幅画卷。每座洋房都配有独立的庭院，种植着各种果树，充满了巧思。往昔岁月里，柯庆施、陈丕显、曹荻秋、张春桥等众多名流曾在此安家落户。马天水、王少庸等人也曾在此悠然度日。王洪文内心激动不已，深感自己地位的显著提升，于是便搬至前方的那座小洋房中居住。
搬进那座小洋房后，他并未就此止步，又接连购入了两套房产。作为中央副主席，尽管在上海的地产中所占份额有限，且鲜少在此居住，他仍觉得自己的居所不够显赫。于是，他选择了迁入一栋独立的三层楼洋房。那座洋房装潢考究，坐落在康平路大院的一角，独占荣昌路的入口。洋房的二楼隐藏着一间房间，外观看似一面普通的穿衣镜，实则背后开启便是一条秘密通道。通道的尽头，藏有几间隐秘的密室。这一切无不凸显出，随着地位的攀升，他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愈发强烈。
1975年，他果断放弃了康平路院落内那宽敞的洋房，选择重返上海，并在东湖路七号安家，即如今东湖路和淮海路交汇角的一座大院落，其中设有游泳池与网球场。入住不久，他即委托市委招待处起草了一份报告，提议将东湖电影院纳入其私人专用范围。彼时，我认为这一请求过于奢望，一方面因为毛主席提倡限制资产阶级特权，而他却在不断扩张个人的资产阶级特权。我以东湖电影院拥有悠久的历史，系上海解放前所建为理由，向马天水表达了我的担忧，认为将其划归私人所有是否妥当。我的观点最终导致此事被搁置。
王洪文对汽车情有独钟，他在上海的私人车库中珍藏了六辆心爱之车，并且还拥有专属的座驾。其中，一辆豪华的三排座大红旗格外引人注目，车内装备了恒温系统，驾驶座与后座之间设有可调节高度的隐私玻璃，既确保了良好的隔音效果，又可根据需求灵活调整视线。另一辆则是日常通勤的德国奔驰。而上海牌桥车，则成为他深入基层时展现形象的得力工具。伏特加和北京吉普，则是他在处理信件、运输物资以及偶尔进行狩猎时的得力助手。此外，他还特别定制了一辆防弹轿车，其玻璃厚度达到数英寸，车身采用防爆钢板，重量惊人。他曾将该车带到靶场，经受机枪、步枪的射击以及手榴弹的轰炸，却始终坚不可摧。每次前往北京，他都会将这辆防弹车停放在车库中，从北京返回上海后，再次投入使用。
在上海，王洪文亦对酒情有独钟。当时当地风气较为严谨，即便是身处宾馆，饮酒亦需自掏腰包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他常常前往军营，与军长、师长、副司令等高级将领把酒言欢。今日与这位将领畅饮，明日又与那位将领共醉，常常是醉意朦胧，流连忘返。
自林彪之变后，王洪文受命执掌上海警备区的要职，前往杭州处理相关事宜，其气焰愈发嚣张。彼时，他沉迷于各种宴席的簇拥，酒量日渐增加，纵情酒色。我曾与王秀珍一同前往杭州探望，只见他每日四餐皆以茅台佐酒，即便早餐与夜宵也不例外。酒醉时，言语不清，醉态可掬。待其酒醒，便热衷于外出狩猎。当时，写作组的王知常随其前往杭州，协助整理项目资料，历时两个月。目睹王洪文如此举动，心中不禁积聚了怨气。私下里，他挥毫泼墨，赋诗一首以抒发胸臆。
上海都督西湖游，
下马且饮洗尘酒。
高宾良朋欢腾座，
挥拳舞觥夜作昼。
深山猎兔驱快车，
大江射雁泛轻舟。
胡涂官司君休问，
上车莫忘鸡和狗。
“绝不。若他企图在此谋求任何便宜，那无疑是异想天开。”
1972年，王洪文受命从上海调至中央机关工作。起初，并未赋予他核心领导层的职务，而是委托周恩来同志负责对他的培养和考察。
王洪文归来上海，主要任务在于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，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各项筹备工作。当他踏入位于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那一刻，他急切地渴望与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见面。
王洪文追忆说，在京城的岁月里，毛主席曾向他叮嘱，需深入研究《后汉书》中的《刘盆子传》。鉴于这部古籍文风深奥，难以一蹴而就理解，他特地请来朱永嘉，恳请对方为他详细解析。
毛泽东对《后汉书》与《三国志》研读无数，可谓烂熟于心。他曾言，西汉时期的高祖、文帝、景帝、武帝、昭帝诸帝，其事迹颇具趣味；而东汉唯有光武帝的传记值得一读。毛泽东也曾多次叮嘱其秘书等人，特别推荐阅读《后汉书》与《三国志》中的《党锢传》、《曹操传》、《郭嘉传》、《程昱传》、《贾诩传》、《刘晔传》、《夏侯渊传》、《田畴传》以及《董卓传》，唯独未曾提及《刘盆子传》。此次，毛泽东是单独对王洪文下达了这一阅读指导。
朱永嘉将此事相告，我立刻领悟到：毛泽东历来推崇“古为今用”的读书理念，而他现今命王洪文研读《刘盆子传》，其间必然富含深意。为了深刻领会其内在含义，我当即要求朱永嘉火速找到《后汉书》以便深入研究。
刘盆子是谁？
《刘盆子传》中记载：“刘盆子，出自泰山脚下的式县，是城阳景王刘章的直系后代。”式县坐落于泰山的怀抱之中，与泰安城相毗邻。景王刘章，乃汉高祖刘邦的孙子，盆子继承了他的血脉，虽然流淌着皇家的血液，但他的身份仍属于刘氏一脉。然而，在那个时代，他的社会地位相当卑微，仅仅是一名牧牛的少年，世人便以“牧牛童子”之称呼他。
于王莽篡夺汉朝末期，赤眉军起义声势浩大，琅琊人士樊崇在莒县树起反旗，领兵西征，目标直指长安。有谋士向起义军领袖樊崇献策：“将军统率百万大军，西征帝都，然尚无尊称……若能拥立刘氏宗室，秉持正义之师，以正名分，颁布号令，谁敢不遵从？”樊崇采纳此策，决意搜寻一位刘姓宗室登基称帝，以正名分，号令天下。
往日，景王刘章的后代在赤眉军中集结达七十余人，其中刘盆子、刘茂、刘孝三人的皇族身份尤为接近。至于皇位继承之事，赤眉军的领导者樊崇与将领们商议后，得知昔日天子出征时有“上将军”的美誉，便萌生一计。他们取来三片小木片，其中一片刻有“上将军”三字，象征性地放入方形竹筒，与两片无字木片一起，通过“摸彩”的方式，决定新的皇帝人选。
谋定而后动，赤眉起义军在陕西华县郑北之地搭建起一座高台，以此地举行了一场庄严肃穆的庆典。樊崇召集了军中高级将领，他们齐聚台阶之下，命刘盆子等三位将领依次登台，依照年岁顺序，从竹筒中抽取“符签”。年幼的“牧牛童子”刘盆子，因年纪最轻，在抽签时意外地抽到了标注着“上将军”字样的木签，从而意外地登上了帝位。众将领纷纷向他行跪拜之礼，尊他为君。当时年仅十五岁的刘盆子，虽身处帝位，却依旧保持着平日的习性，常常与一群孩童在郊野间嬉戏玩耍……
王洪文的生平轨迹与刘盆子颇具共通之处。他早年便在吉林东北那片广袤的田野上牧牛养猪，辛勤耕耘于农事之中。回溯至1968年国庆的欢庆时刻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地接见了王洪文，王洪文借此机会向领袖讲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。毛泽东亦多次在人前提起王洪文，高度评价他曾是农夫，转而投身军旅，随后又投身工业建设，最终踏入干部队伍。
毛泽东特意挑选了《后汉书》中记载的刘盆子放牛娃的生平故事，特意推荐给其阅读，旨在警示他：即便刘盆子具备一定的资历、能力和社会地位，也难以成就大业；他之所以能“摸彩”得皇位，完全是依靠刘氏宗室的庇护。而你，王洪文，资历尚显稚嫩。你应当有所自知之明。若不勤奋学习，不思进取，难免会重蹈刘盆子的覆辙。即便身处显赫高位，若仍旧不思进取，整日与一群“牧儿”嬉戏，最终难免遭遇失败的结局。
毛泽东对王洪文抱有厚望，但亦深感疑虑：审视我党过往，虽有工人出身者被提拔至高级党内岗位的先例，却未能皆大欢喜。王洪文能否胜任这一重任？是否将重蹈忠发的覆辙？毛泽东对此心有戚戚，特地让王洪文研读《刘盆子传》，这一举动显然意在表达他的顾虑与不安。
王洪文特邀朱永嘉于次日携《后汉书》至康平路大院，以便他能够对《刘盆子传》进行详尽的解读。朱永嘉在接到邀请后，于写作组办公室再度对该篇文献进行了细致的研读。阅读结束后，他激动地拍案而起，向身边市委写作组的几位领导核心表示：“其意昭然，毛主席意在警示王洪文，切莫重蹈刘盆子覆辙！”
紧随其后，朱永嘉匆匆抵达康平路上的我的办公室，与我商讨如何对《刘盆子传》进行解读。我向他建议，应专注于对古文的翻译，不宜掺杂任何个人见解。在以白话文对《刘盆子传》进行详尽阐释的基础上，无需再发表其他观点。
次日，朱永嘉在王洪文的办公室内，一字一句地阐释《刘盆子传》，王洪文则侧耳细听，全神贯注。在闲暇时分，他更是亲自翻阅《后汉书》，久久沉醉于浩瀚的史海之中。一番聆听与阅读之后，王洪文陷入了沉思，久久不言不语。
王洪文，性情机智，政治见解独到。仅需一遭聆听《刘盆子传》的白话翻译，他便迅速捕捉到了毛泽东指示阅读此文所蕴含的深远用意。然而，他亦是深藏不露的高手。在与朱永嘉交往之际，他总能保持镇定自若。于《后汉书·刘盆子传》的研读完毕后，他并未即刻表达自己的阅读心得，而是巧妙地转移了话题，转向其他议题的探讨，使得这场读书会就此草草结束。
王洪文最终沦为一位“刘盆子”的复制品。
